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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公司對外擔保的效力及擔保權人的審查義務--以司法案例爲基礎

發布時間:2012-06-25  

公司對外擔保的效力問題在我國法律理論界和實務界曆來存在爭議,在我公司業務操作過程中,相關公司向我公司提供保證擔保也是經常采用的一種擔保模式,基于此,本人試圖以一個司法案例爲基礎,對公司對外擔保的效力及擔保權人的審查義務進行簡要分析。

一、司法案例[①]的基本情況

(一)基本案情

甲公司與某銀行簽訂借款合同,約定甲公司向某銀行借款200萬元,同時,該銀行又與乙公司簽訂保證合同一份,約定乙公司爲甲公司的上述借款承擔連帶保證責任。該保證合同蓋有乙公司公章,並由其法定代表人簽名。乙公司的股東爲丙公司和丁公司。銀行在與乙公司簽訂保證合同前,乙公司向其提供了一份股東會決議,內容爲:本公司股東一致同意本公司爲甲公司的貸款向某銀行提供保證擔保,擔保金額200萬元。落款有全體股東的簽字和蓋章。合同簽訂後,銀行向甲公司發放了貸款,但甲公司到期未歸還借款本息,乙公司也未履行保證義務。銀行遂訴至人民法院,訴請甲公司歸還全部借款本息,乙公司承擔連帶清償責任。

(二)法院審理及判決情況

審理中,甲公司對欠款無異議,但表示因經營困難無力償還。而乙公司則辯稱其簽訂保證合同未經公司股東同意,銀行取得的股東會決議上的股東蓋章和簽名均不真實,故該保證合同違反公司法第十六條第一款的規定,保證合同無效。

一審法院認爲,甲公司應按約償還銀行借款本息。而涉案的保證合同有保證人乙公司的公章及其法定代表人簽名,簽訂保證合同前銀行取得了乙公司提供的同意保證的股東會決議,這已從形式上滿足了我國公司法關于公司對外擔保的有關規定,該保證合同有效。一審法院遂判決:一、甲公司償還銀行借款本息;二、乙公司對上述判決承擔連帶清償責任。

一審判決後,乙公司提起上訴。二審法院認爲,銀行不可能參與保證人的整個內部決策過程,也不具備審查保證人股東會決議實質真僞的能力,因此,保證合同有效。故二審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二、案例分析

(一)對公司法第十六條的解讀

公司對外擔保的法律規定主要體現在公司法的第十六條,第十六條第一款規定:“公司向其他企業投資或者爲他人提供擔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規定,由董事會或者股東會、股東大會決議;公司章程對投資或擔保的總額及單項投資或者擔保的數額有限額規定的,不得超過規定的限額”,第二款規定:“公司爲公司股東或者實際控制人提供擔保的,必須經股東會或者股東大會決議”,第三款規定:“前款規定的股東或者受前款規定的實際控制人支配的股東,不得參加前款規定事項的表決。該項表決由出席會議的其他股東所持表決權的過半數通過”。從文義來看,公司法第十六條第二款中使用了“必須”一詞,強制性特色明顯,因此,該款爲強制性規定,所以,在公司爲公司股東或者實際控制人提供擔保時,必須經過股東會或者股東大會決議,這是不能被公司章程所替代的,即使公司章程規定公司爲股東或者實際控制人提供擔保授權董事會行使作出決議的權利或者公司章程對公司爲股東或者實際控制人提供擔保未作規定,都必須經過股東會或者股東大會決議,且不論擔保權人是否善意。

但是,第十六條第一款的規定並無“應當”、“必須”等字樣,因此,從文義解釋來說,第十六條第一款並不是強制性規定。這是否就能說公司董事會或者股東會、股東大會決議對公司對外擔保的效力無影響呢?一般而言,爲了追求交易安全和交易效率,通常不承認公司決議具有對抗第三人的效力,但是,考慮到第十六條的立法本意和立法背景就會發現,該條規定實際上是要求公司對外擔保必須經過有權機關的決策,且必須有特定的決策程序。新公司法出台之前,大公司尤其是上市公司擔保泛濫,公司經常被掏空,金融機構和相關債權人債權時常落空,中小股東的利益也被侵犯。爲防範公司惡意擔保引發的風險,新公司法不得不做出一個選擇,以兼顧各方利益:一方面承認公司具有擔保能力,另一方面對公司的擔保行爲進行適當控制。控制的方法就是嚴格規定擔保行爲作出的決策機關和決策程序,而且必須履行相應的決策程序。

(二)擔保權人的審查義務

對公司作出的擔保決議擔保權人是否有審查義務?實務界和理論界也存在爭議,從上文的案例可以看出,法院認定擔保權人是負有一定的審查義務的。學者的觀點也印證了法院判決的依據,“一旦這種決策程序由公司內部要求提升爲公司法上的要求,其效力範圍就發生了改變,法律具有普遍適用的效力。第三人與公司簽訂協議時,應當注意到法律的既有規定。法定決策程序不僅是對公司的限制和要求――提示公司謹慎注意自身行爲對資本充實、股東利益及債權人利益的影響,同樣也是對第三人的限制和要求――不能只爲自己交易的達成而不顧可能的越權行爲對對方公司資本充實、股東利益及債權人利益的影響。”[②]筆者同意上述觀點,理由如下:

第一,章程的公開性和對抗性。根據現行《公司法》,公司章程是公司申請設立登記時必須報送的文件之一,因而具有公開性,第三人得經由登記機關得知章程之內容而決定是否與之發生交易關系,所以章程可以對抗第三人。第三人應該知悉《公司法》的規定,也有義務去查詢公司章程關于公司對外擔保的相關規定,這種注意義務並不是增加了第三人的責任。這個就像我們和一個自然人發生一個交易關系,要注意到對方是不是一個完全民事行爲能力人一樣簡單。

第二,保護股東利益的需要。股東對公司的所有權和公司管理層的經營權相分離是現代公司的一個基本特征。按照兩權分離的原則,一般的經營決策都由公司的管理層作出,這就存在公司的管理層利用其實際控制和經營公司的便利,作出對股東不利的決定和行爲,從而掏空公司,損害股東特別是中小股東的利益。《公司法》第十六條第一款規定要求公司對外提供擔保須經過特定的決策機關決策和特定的決策程序,從某種程度上,就是爲了保護股東的利益。而要使這一規定真正得到落實,就必須使擔保權人負擔一定的審查義務,否則,如同一般交易一樣,擔保權人不負擔一定的審查義務,結果將仍同新公司法出台前一樣,難以起到立法防範的目的。

(三)擔保權人只負擔形式審查義務

既然擔保權人負有一定的審查義務,那麽應當負擔何種程度的審查義務呢?上文案例中,法院認定“銀行不可能參與保證人的整個內部決策過程,也不具備審查保證人股東會決議實質真僞的能力”,由此可得出,法院對擔保權人的審查義務並沒有過高要求,不要求擔保權人審查決議的真實性。筆者認爲擔保權人只負有形式審查的義務,理由如下:

一、擔保權人並不具有進行實質審查的能力,擔保權人承擔形式審查義務符合立法初衷。在商業實踐中,擔保權人並不參與公司決議的形成過程,其獲得信息的來源主要依賴于公司的提供,擔保權人在一般情況下只能獲得決議的表面信息。若要求擔保權人進行實質性審查,一方面是法律強人所難,另一方面,因爲要求擔保權人承擔過高的義務,也會使擔保權人放棄接受公司擔保這一形式,這與公司法肯定公司擔保能力這一立法初衷是相違背的。

二、有利于兼顧效率和公平。形式審查義務,一方面使擔保權人負擔一定程度的審查義務,體現出對相對方利益的照顧,另一方面,又使該義務限制在外觀合法有效的範圍之內,對于擔保權人不過于苛刻。因此,這是一種恰當的利益平衡。同時,擔保權人只負擔形式審查義務,避免了擔保權人因負擔過高的義務而花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去考證決議的真實性,同時也避免了因負擔過高義務而使擔保權人必須參與企業的決策過程這一結果出現,因此,這有利于在保障利益平衡的前提下,提高交易的效率。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本文只是在一個案例的基礎上進行的法律分析和探討,公司對外擔保的效力及擔保人的審查義務在理論上還存在爭議,在司法實務中司法機關掌握的標准也不盡一致。在我們的工作實踐中,一方面我們必須要通過核實擔保企業的公司章程來核實擔保企業提供擔保的決策機關和決策程序,另一方面必須要求擔保企業按照公司章程的要求提供相關決議。這是我們在工作中必須要堅持的。

(風險控制部   謝德盛)



[] 案例基本情況參見沈德詠主編的《法律規則的提煉與運用〈人民司法.案例〉重述(商事卷)》第3頁,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

[] 趙旭東主編:《公司法學》(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0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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